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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14年12月31日

1、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简介:

  磨刀山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发现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发掘区揭露的石制品平面分布、古人类活动区域、石器生产操作链及古人类适应行为等多方面信息,反映了亚洲东南部低纬度地区早期古人类独特的石器生产活动与适应模式,亦显示出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华南北部与岭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行为的联系与区别。南江盆地目前已发现的60余处旧石器地点,展现出区域内由中心营地与临时活动地点组成的古人类栖居形态。同时,由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的三期文化遗存,为研究岭南乃至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南江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既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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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简介:

  发现了一座新砦期城址,这是目前嵩山以北区域发现的第一座新砦期城址。发现了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这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发现了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单位;首见二里头时期城墙基槽内奠基现象。这些发现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发现大型“回”字形二里岗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由此可彰显该建筑等级之高、聚落性质之重要。
  发现一座东周时期大型城址及丰富的西周、东周时期文化遗存,有助于文献中两周时期该区域诸多封国的探索。
  总之,东赵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长、文化序列连续完整,尤其是三座先秦时期城址集中发现,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有助于解决中原地区夏商分界、商周分界等学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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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简介:

  郭家庙墓地的发掘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出土铜、陶、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类质地文物千余件,其中青铜鼎、盘等有“曾子”铭文。墓地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一处以曾国国君墓M1和陪葬的大型车坑、马坑为中心的曾国公墓地。
  从年代序列上,郭家庙墓地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曾国历史的研究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进一步厘清了郭家庙墓地与其东南约1~2公里的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的关系,基本确定了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为当时曾国都城。
  M1陪葬车坑和马坑均为迄今发现的曾国最大的车坑、马坑,并首次在车坑沿边发现了柱洞遗迹;M1出土较多钟、磬、瑟、鼓等乐器,其中瑟、建鼓、彩漆木雕编钟架、编磬架,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实物;M1出土了弓、矰矢、缴线轴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出土的墨色块状物,经检测可书写,为迄今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可能是墨的早期形态。
  墓地出土金属制品材质多样,金、银、铜、铁、锡等均有,采用了多种制作工艺,如捶锻、模锻、冲孔、鎏金等,技术成熟,部分器物为迄今发现的这些工艺制作的最早实物,对研究古代金属器制作加工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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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简介:

  大波那墓地墓葬规格在云南战国至西汉时期属大型墓葬,应为洱海区域内一个等级较高的墓地。发掘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收集、存储信息,为后期墓地的研究保护、展示利用奠定基础。
  大波那墓地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普遍分布有早期文化堆积,并且发现有房屋、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部分柱洞排列整齐,推测原房屋应为干栏式建筑,这与干栏式房屋造型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东区分为南北两个墓地。本次发掘区为北部墓地,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墓葬25座。长度大于6米的大型墓葬6座,其余为中小型墓葬,墓葬开口层位基本相同。根据出土器物初步分析,遗址与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
  大波那墓地是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其中出土的很多器物与周边石棺墓出土的器物相似,葬式也多为多人二次合葬,只是葬具有差异。此地为 “昆明”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本次发掘为探讨、研究云南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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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简介:

  上虞的曹娥江流域位于宁绍平原的中部,是汉六朝时期窑业的生产中心,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制瓷技术,并引领着中国成熟青瓷制瓷业的发展。该窑址群对于探索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早期越窑技术的扩张及周边地区窑业的兴起、汉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禁山窑址正是这一时期窑址的代表。它遗迹丰富、窑炉众多而保存完整、堆积丰厚、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超、时代延续时间长,代表了从东汉到三国西晋时期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东汉全新成熟青瓷类型及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完整的窑炉发展序列的发现,更在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系列的考古工作再次证明了上虞的曹娥江流域是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地与第一个烧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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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简介: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门士乡,位于传说中的古代象雄都城“琼隆银城”附近。自2012年起考古队进行了连续三年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大型竖穴土坑石室墓葬,出土了包括黄金面具、“王侯”文丝绸、铜器等珍贵文物。
  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西郊的象泉河南岸。考古队共发现五座带有竖井墓道的洞式墓,深达5米,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类型。各墓室都保存有较好的长方形箱式木棺、成组的陶器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骨头。木棺内有墓主人尸骨及大量随葬用品。墓主人都采用侧身屈肢葬式,周边摆放大量随葬品,包括精美的彩绘木案、方形木梳、短柄铜镜、刻纹木条、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其中天珠(蚀花玛瑙珠)、短柄铜镜、彩绘木案等都是西藏地区首次发现。
  根据C14数据,两处墓地的年代都在距今1800年左右,这一时段正是象雄国的强盛时期,其统治的区域主要在西藏西部地区。发掘表明象泉河流域是象雄国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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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简介:

  伊和淖尔墓群是目前在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周边为典型的草原地貌环境。2010~2013年间抢救性发掘3座北魏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M1~M3),出土了保存完整的木棺和大量精美的文物。2014年发掘了2座北魏时期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M5、M6)和1座辽代的土坑竖穴墓(M4)。5座北魏时期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规格较高,出土有木棺、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漆器、釉陶器、玻璃器、丝织品、皮制品等珍贵遗物,其年代大致在北魏平城时期。这批北魏墓葬集鲜卑文化因素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于一体,部分遗物系中西亚舶来品,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是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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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简介:

  隋代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的最完备时期。作为隋代不同类型大型国家粮仓的代表——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洛阳回洛仓遗址和浚县黎阳仓遗址的首次同时发掘,以超前丰富的考古新资料全面揭示了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完备时期的特大型官仓的概貌和储粮技术水平。
  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仓窖大而深,容量大,数量更多等;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黄河和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形制特点,仓窖口大而较浅,便于粮食的储备和转运等。两处粮食仓储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隋代社会经济、政治、工程技术及俸禄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同时,也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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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简介:

  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主要由矿山、冶炼、居住及作坊遗址等构成,分布区域主要位于水泉沟、铁炉村、汉家川、慈母川等地。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从采矿到冶炼的遗迹,并且找到了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
  矿冶遗址开采矿石的矿洞遗迹分布在半山坡范围内;考古发现保存相对完整的冶铁炉10座;发现生活及作坊遗址3处;作坊遗址区发现道路和车辙遗迹;生活遗址中的房屋坐北朝南,由院门、院墙、正房、东西厢房等组成,房屋内设有火炕。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冶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其基本形貌清晰可见。炉内结构完好,鼓风口清晰可见。发掘所揭示的炉型结构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北京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的发现为开展辽代冶铁技术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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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简介:

  2013年4月~2014年11月,在新蒲杨氏土司墓地清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3座,除M1(杨烈墓)外,M2(杨铿墓)和M3(杨价墓)均系新发现,尤其M3系未遭盗掘的双室并列之土坑木椁墓,是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墓内出土有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贵州土司考古继海龙屯遗址之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新蒲杨氏墓地是目前唯一已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墓地布局清楚,墓主关系明确,包括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墓(南宋末)、第21世杨铿墓(明初)和第29世杨烈墓(明末)三代。这些墓葬的年代、墓主、等级身份都很清楚,年代跨越宋末至明末,为宋元明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这次发掘的三座杨氏土司墓葬,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增至9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的谱系,且墓主跨越了杨氏统领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将覆灭的主要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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